这些都只是希望工程实施这么多年的直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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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1.2米金雕】

回顧希望工程30年,康曉光將其發展分為兩個階段。前期主要針對貧困青少年教育問題,以解決基本生存性需求為主;經過一定時期發展,轉變為主要以解決貧困青少年的發展性需求為主。

他解釋,在解決基本生存性需求即“雪中送炭”階段,項目結構以資助學生課本費用,校舍、圖書館修建,教師培訓為主。在共青團的全力支持下,中國青基會引領行業發展。

“這一戰略的核心思想是以希望小學和大學生為平臺,彙集各方力量,共同推動希望工程的創新與發展。”康曉光說。

“這一階段,希望工程的資源動員多元化,組織化、社會化並重,公眾募款、大捐方並重。”康曉光說,正是這一時期的社會化動員,為希望工程積累了強大的品牌聲譽。

轉型:從項目到平臺希望工程之所以能夠30年來一枝獨秀,而且在可見的未來難以被超越,在康曉光看來,這有賴於它所依托的組織體系擁有貨真價實的核心能力:舉世無雙的公益項目品牌;兩萬所希望小學,至少3000所能夠作為開放的公益平臺;全國性的組織體系;共青團及其提供的政治保障;多年培育的忠誠的合作網絡;純正而深厚的核心理念;龐大的忠於使命的職業化隊伍,及其項目執行能力。

1991年4月,安徽省金寨縣三合鄉中心小學,8歲的蘇明娟在課堂上。解海龍/攝

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安徽省金寨縣希望小學。資料圖片

這,只是希望工程實施以來取得的諸多成果之一。

如何才能把希望工程辦得更好?激發自主創新能力、完善項目到平臺的轉型、建設公共平臺,是康曉光從公益創新專業角度給出的建議。

康曉光有個很明顯的體會,近些年,受助者開始“覺醒”,“這是非常可喜的”。他解釋,希望工程實施一二十年以來,各地希望小學都很成熟了,本身又具吸引力。希望小學長期接待各類捐方,知道捐方是怎麼想的,想做什麼。

但實際上,康曉光表示,那隻是他的個人行為,完全沒有經過青基會、希望工程。那會兒,希望工程實施也就四五年的時間,康曉光感受到,它的影響力已經有目共睹了,“很多人甚至覺得做好事就是希望工程”。

30年間,希望工程捐款來自海內外,跨越地區、民族、年齡段、職業類型、社會階層、政治身份和宗教信仰。大家不僅捐錢、捐物,還提供了難以計量估價的志願服務。機構捐贈者廣泛分佈於國內外的各類企業、各類媒體、各類社會組織,以及各級政府和各個政府部門…… 最讓康曉光印象深刻的,曾有死刑犯在執行前將自己剩餘的幾十元捐給了希望工程。

除此之外,康曉光還指出,希望工程還發揮著促進財富轉移與分配,增進社會公平的作用。希望工程引起社會和政府對貧困地區農村教育的真切關註;通過募捐及實施項目,實現財富的第三次分配;推動政府部門加大教育投入,引導政府資源向貧困地區和農村傾斜;學校建設與學生資助通過教育扶貧的方式,作為扶貧工作的配合補充,參與到脫貧攻堅的國家戰略進程中。

實施30年,希望工程還產生了哪些溢出效應?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進入新時代,如何把這項事業辦得越來越好?

在希望工程而立之年,習近平總書記寄語指出,進入新時代,共青團要把希望工程這項事業辦得更好,努力為青少年提供新助力、播種新希望。

“希望工程的影響早已溢出公益領域,因此,其歷史地位絕不僅限於作為一個公益項目而存在,它更是一個社會改造與國家建設工程。”康曉光說,希望工程在當代中國慈善事業發展史上占據獨特的歷史位置。

時隔多年,康曉光對上世紀90年代去雲南調研的場景還歷歷在目。“當時我給了老鄉家孩子300元,有人說康老師在做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二十周年之際,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發起的調查顯示,75.7%的人“聽說過”希望工程,16.5%的人“知道很多”,總知曉率為92.2%。

在公共平臺建設中,康曉光建議在希望小學平臺之外,再開闢新的公共平臺——大學生平臺。“即在希望工程品牌下,在大學里建立希望工程學生公益支持體系。青基會系統與希望工程,不僅可以為大學生參與希望工程提供支持,還可以借助共青團系統、希望小學、大捐方、公眾的力量,為大學生‘實踐育人’提供支持,這種支持最終會通過有形或無形的方式反哺到青基會系統與希望工程”。

在這一發展時期,希望工程的創新機制以內部自主創新為主,創新動力和主體來自青基會系統內部,尤其是中國青基會。“通常情況下是青基會系統自主設計項目,向外部籌集資源。”康曉光介紹。

他認為,在希望工程未來的發展道路上,提升希望工程這一品牌在城市的影響力很有必要。“讓希望工程的品牌在大學生群體中傳播,是下一個階段希望工程戰略升級值得探索的可行途徑。”康曉光說。

康曉光發現,由於多年來希望工程大都投入到貧困、偏遠地區,加之近些年在社會大眾當中的宣傳動員力度有所減少,導致希望工程品牌在城市的影響力有所下降。

“當年希望工程的創新,後來其他公益機構很難超越,複製都很難。”回憶起希望工程的光輝歲月,康曉光感慨道。

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希望工程逐漸邁入解決貧困青少年教育的發展性需求,即“錦上添花”階段,項目結構針對不同教育階段,有了不同的資助方式。除了基本的校舍、圖書館修建、教師培訓外,學生的音體美等素質教育,以及青少年健康成長方面也成為希望工程關註的重點。

發展:大捐方領航公益新模式創立之初,希望工程的宗旨就定位為“開展對貧困地區失學少年的救助活動”。自1997年以來,康曉光持續觀察、研究、深度參與希望工程。

康曉光在報告中表示,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不僅是在希望小學就讀的學生,以及受希望工程資助的義務教育、高中、大學階段的貧困學生。希望工程通過對教師、校長的培訓,優化了他們的知識結構、改進了教學技能、提升了教學管理水平,這不僅惠及其個人,最終也惠及學生。

“深圳鹽田國際港口捐了一所學校,經過十幾年不間斷的互動,不斷升級更新,甚至和深圳重點學校結對,組織教師培訓學習,組織學生到香港游學,形成了很好的傳承。”康曉光發現,在這樣的公司,只有優秀員工才可以在六一兒童節到所捐助的希望小學互動聯歡。在一定程度上,作為企業、員工,自身的價值認同也會得到提升。

成效:更多溢出效應“希望工程是改革開放時代的產物。”康曉光坦言,改革開放初期,貧困地區、農村、貧困農戶的孩子所享受的教育,與發達地區、城市、富裕家庭的孩子不可同日而語。“希望工程正是對這種廣泛而嚴重的不平等的精準回應”。

作為捐助方,他們並不是給錢了事,而是經常到捐助的學校去調研、問需求、尋找解決辦法。

值得一提的是,康曉光團隊在與大捐方進行深度訪談時發現,不少大捐方曾和不只一家基金會合作。但是最終接觸發現,他們最看重的,就是青基會整個機構做事實在、執行力強、很靠譜,團幹部又有熱情,作為企業他們願意和這樣的機構合作。

“希望工程有力地推動了公益的平等化,使‘人人公益’‘全民公益’成為現實;有力地推動了企業踐行社會責任、創新企業公益理念與公益模式;為許多非專業的個人與組織深入參與公益創造了機會和平臺。”康曉光在報告中指出。

他回憶,在希望工程發展的早期,由內部自主探索創新出不少公益模式。“最早以廣告形式進行募捐就是青基會首創的。”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形式多樣的方式,如通過發行希望工程主題的紀念郵票、明信片推廣希望工程,甚至還有以希望工程命名的小行星……

在康曉光看來,希望小學就像“鐵打的營盤”,只要學校在,捐方就會持續關註、互動。

希望工程的創新模式也在不斷變化。康曉光強調,在這一過程中,希望小學成為希望工程創新主發動機的有形載體。

他打了個比方,過去都是百貨公司,每樣商品都是百貨公司自己負責進貨、銷售,現在就好比購物中心,青基會系統就是物業管理,大捐方就像購物中心的各個店家,至於各家店面具體怎麼管理、經營,要給予他們充分的空間進行自我探索。機構要做的,就是做好整體的管理和服務。

他舉了個例子,早些年間,希望工程工作人員到貧困地區的學校調查,對方連“需求”是什麼都不懂,但是近些年,不少學校已經能夠主動提出需求。“針對孩子的、老師的,硬件設施的……比如買籃球,中等的多少錢、花式的多少錢,校方早就算好賬,做了好幾套方案,同時還給出不同的效果評估”。

152.29億元、599.42萬名、20195所,這是截至2019年9月,全國希望工程累計接受捐款、資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以及援建希望小學的數據。

希望工程十周年之際,科技部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的評估結果顯示,“中國青基會組織實施的希望工程,已經成為我國20世紀90年代社會參與最廣泛、最具影響的民間公益項目”。

在希望工程三十而立之際,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院長康曉光及其團隊對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中國青基會”)管理團隊、理事和監事、4個省份的青基會工作團隊、8家大捐方負責人以及6所希望小學進行了為期40天的深度訪談與實地調查,並針對現有資料進行系統梳理,形成了《希望工程三十年回顧》。

“隨著大環境的變化,希望工程要隨之進行革命性轉型,即由青基會系統執行的‘公益項目’轉為青基會系統管理的‘公益平臺’。”康曉光進一步給出建議,“希望小學平臺”和“大學生平臺”就是公益平臺的具體實現形式。

近日,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對康曉光進行了專訪。

“這一時期,不同受助者的發展性需求具有多樣性,而且是不斷變化的。”在康曉光看來,這時候單靠一個中心來發現、瞭解需求,設計方案,是做不到的。客觀上需要全社會的參與,多元化的力量來參與希望工程、回應希望工程的需求,把全社會的智慧和力量匯聚起來。

“前10多年,希望工程深入基層,由一線工作人員和專家、記者、學生等走訪村落、家庭、學校,收集大量數據、圖像和基礎資料,以客觀、真實的數據和事實讓全社會瞭解中國農村、中國貧困地區的教育現狀及其與全國總體平均水平的差距。”康曉光發現,在希望工程的努力下,這些現象與問題成為全社會的關註焦點。如“大眼睛”照片,不僅風靡一時,而且經久不衰,深入人心。

然而,在他看來,這些都只是希望工程實施這麼多年的直接貢獻。更多的,還有它的溢出效應。

他舉了個例子,作為希望工程的大捐方之一,寶潔公司在建了200所希望小學後,就不再擴大捐助數量,而是持續在這些學校深耕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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